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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作为反动派的领袖人物，蒋介石此人心胸狭小、反复无常、为了谋取利益而不择手段。

在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时期，蒋介石曾经三次背叛革命，导致国家陷入分裂，百姓重新陷入战火的摧残当中。

1927年，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结果这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

1946年，蒋介石又单方面撕毁了先前与我党签订的和平协议，悍然派遣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这导致刚刚回归和平的中国再次陷入漫长的炮火里。

蒋介石

除了这两次事件之外，在全面抗日时期，蒋介石还曾经领导反动派，不顾日本侵略的危机，对当时还是友军的新四军发动了恶劣的偷袭行动。

结果我军9000多人马损失殆尽，前线的抗日事业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而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起事变中，新四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耗，可陈毅所率领的部队却没有伤及到一丝一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陈毅

蒋介石的阴谋

在全面抗日爆发之前，奉行独裁政策的蒋介石，将我军视作为“眼中钉，肉中刺”。

红军时期，蒋介石对我军接连发动了五次“围剿”行动，先后派遣了超过百万人，对当时的中央苏区发动进攻。

结果，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军成功通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湘赣地区转移到了陕北地区。

一举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也让蒋介石“歼灭”红军的美梦成为了泡影。

然而，眼看自己的计谋走向了失败，蒋介石仍旧是不死心。

蒋介石视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都陷入到了强烈的抗日救亡情绪当中，社会各界纷纷呼吁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放弃“剿共”，联合一切力量驱除外敌。

可面对这些劝告，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仍旧是置若罔闻。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开始准备发动又一次针对红军的进攻计划。

结果，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不但大受损伤，而且还未能取得任何有效战果。

这让本就不赞同蒋介石政策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十分不满。

张学良杨虎城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再次由南京飞抵西安督战，严令“进剿”红军。

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结果遭蒋严厉拒绝，两人大吵。

眼看无法用言语对蒋介石完成规劝，张学良就联合了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

这便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眼看木已成舟，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好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

蒋介石被护送回南京

从此之后，国共两党迎来了第二次合作时期。

然而，虽然在明面上放弃了“剿共”政策，可是在暗地里，蒋介石仍然等待着时机对我军发动偷袭，以便达成削弱我党力量的阴谋诡计。

而这，也为不久之后所爆发的“皖南事变”埋下了伏笔。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潜伏在新四军身边的危险

在我军从湘赣地区向陕北地区转移的时候，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而被敌人一网打尽，组织在南方八省留下了一支队伍，继续在长江淮河一带进行游击作战。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支游击部队的规模和人数逐渐扩大，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已经形成了一股十分具有战斗力的作战部队。

而这支部队，就成为了新四军的老底子。

1937年，国共双方迎来了第二次合作时期，为了表达我军联合作战、一致抗日的诚意，我军愿意将部队改编到国民革命军旗下。

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

这支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当年10月，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2月14日，中央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十天之后的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

1938年1月6日，由于战事的变化和基于部队发展的考虑，中央决定将新四军军部移驻到江西南昌。

同时对指挥部进行再次整编。

新四军早期领导人

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整支部队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主要作战区域在鄂豫皖、湘赣地区、苏浙地区。

其中，战斗力最强、规模最大的第一支队由陈毅领导，主要活动在皖湘赣边区一带。

至此，新四军的总体编制基本完善。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新四军转战在南方地区的抗日前线上，先后发动了十几场较大规模的战役，为打破敌人对于华中、华南地区的行进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就在新四军的战士们奋战在抗日前线的时候，来自身后的危机也悄然降临在了他们的身边。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我军主要领导的两支部队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

八路军主要转战在华北、华东地区，距离国民党统战区距离较远，蒋介石虽然更加忌惮八路军但是却对其无可奈何。

然而，新四军却正处于国民党的管辖范围周边，近在咫尺，所以想要削弱我军的力量，那么对新四军下手比八路军要方便许多。

于是，一场恶毒的阴谋在国民党作战厅悄悄地部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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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与军训部长白崇禧联合向我军发送“皓电”，强行命令驻守在黄河南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开赴回黄河以北。

并且在发出这份“皓电”之后，国民党当局还公然捏造事实，诬蔑我军不服从国民政府的规定，破坏了国民党部队的抗日战略部署，为抗日事业做出了消极影响。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立刻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电。

在复电中，朱老总严厉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并直接指出国民党此举是在有意破坏抗日军队的团结性，要求其立刻停止对舆论的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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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国民党在这份“皓电”当中的要求，中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后来，为了避免双方矛盾激化，从而对当时正陷入焦灼的抗日事业所造成影响，我军同意将皖南地区的新四军调回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整备完毕之后，根据命令向北转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

经过两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皖南泾县茂林地区。

正当我军准备继续前行，渡过长江的时候，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突然指挥手下的7个师8万多人对我军发动了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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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新四军军长叶挺指挥着部队对敌人进行反击。

面对着巨大的兵力差距，我军怀揣着坚定的战斗意志，与敌人血战整整七个昼夜。

然而，即便我军英勇奋战，最终仍是寡不敌众，除了2000多名战士成功突围之前，其余大部分将士都战死在了这片皖南土地之上。

其中还包括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主要指战员。

而军长叶挺也在与对方的谈判中被强行扣押了起来。

叶挺（左一）与项英（左二）

皖南事变给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新四军一次极为致命的打击。

这不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再次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同时也是对抗日事业的极大破坏。

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了一个十分惊讶的事情，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陈毅所带领的部队竟然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毫发无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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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1938年2月15日，毛主席曾致电新四军，明确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

也就是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进行作战。

由此一来，就可以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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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很简单，那就是尽量向北发展，避开国民党的主要管辖区域，前往当时反动派还未深入涉足的“真空地带”。

如此以来就可以在抗日战线上不受束缚地大展拳脚。

然而，当时出任新四军的副军长的项英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当时新四军刚刚完成整编，眼前所要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在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贸然进行大规模的转移，就很有可能会被日军抓住机会进行重点打击。

到那个时候，可能会付出较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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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项英的看法却是也有一些道理。

不过当时出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虽然日军如今的攻势较为迅猛，但是他们一路西进，后方十分空虚。

而这个时候，我们从东边绕道转向苏北地区，不但能够达到毛主席所制定的战略目标，还能够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方。

如此以来，就可以一石二鸟。

最为重要的是，日后一旦与国民党交恶，那占据苏北地区进可攻退可守，对我军的发展极为有利。

新四军军部旧址

最终，经过新四军内部的研究讨论决定，由陈毅带领第一支队从皖南向苏南挺进，着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而其他队伍则留在皖南地区，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执行作战行动。

1939年春天，到达苏南地区之后，陈毅又将第一支队第6团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继续向东发展对敌军后方进行打击。

而自己则率领以第四团为首的主力部队，挺进苏北地区，占据有利地势，发展当地革命根据地。

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之后，第一纵队兵分两路成功在苏北地区完成会合。

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从此，苏北华中一带的革命事业开始萌发而出。

而陈毅的这个举措，也让第一支队的九个团在皖南事变中成功“躲过一劫”，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也让新四军的一部分主力成功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