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由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地租改革等政策，为日本近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东京等主要行政首府所在地逐渐开启了近代城市化进程。作为城市规划与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京的公园规划应运而生。

明治大正时期的东京近代城市公园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完善的发展历程。若以规划主体与其颁布的主要规划法令来划分，可根据1873年颁布的太政官第16号达1888的《条》与1919颁布的《都市计划法》，将东京的城市公园规划历程分为相应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即为太政官时期(1873年-1888年)，这一时期诞生了东京首个公园规划案五大传统寺庙和神社地被选作公园候选地。第二个是东京市区改造时期(1888年-1919年，东京市区造计划中的案原本是高准、大的，却因预算问题不断被削减。

最后是都市计划时期(1919年-1926，关大地发生后,为了实现复兴东京的目标,政府首脑逐渐制定出了全面系统的公园规划案，共规划了3处复兴大公园与52处复兴小公园。

太政官时期东京城市公园规划的萌芽

明治6年(1873年)1月15日，太政官发布了第16号布达，首次以法令的形式将公园制度确定下来，由此进入了东京公园制度的太政官时期。在太政官颁布设立公园的法令之前，日本政府就在与西方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开设公园的思想萌芽。

城市公园的思想与制度都诞生于西方各国，并于19世纪中后期发展迅猛。在欧美等国，派遣海外的日本使节团不仅见到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机械文明，如蒸汽汽车、汽船与工厂等，也见到了作为都市文明中最为时兴的成果之一的公园;在日本国内，外国人居留地的各国代表统一立场，态度坚定地多次要求建立公园。

万延元年(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修交通商条约批准书》，以新见丰前守为正使的77人访美使团赴美，在关于其见闻的书面记录中，有着关于公园的记录。

该使团于5月4日访问了纽约中央公园，加贺藩武士佐野鼎在访美日记中对其做出了如下记述:“草木繁茂，林岳清秀，水面淼淼，风景之美难以言表，为美国独一无二之公共游乐园，国中人无贵贱之分、皆能游览。”

文久2年(1862年)，为达到开港开市延期交涉的目的，幕府派遣竹内下野守使节团赴欧。在他们的见闻记录中，对巴黎与伦敦公园中的动物园、植物园等部分着墨较多:“在摄政公园，禽兽鳞介昆虫之种族，不分大小蓄于园内，面积五町有余，西洋各国公园中的禽兽园、植物园、博物馆之所，皆由官厅所营造，以此与民共游乐兼长博物之识。”

庆应3年(1867年)，德川昭武一行29人为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赴欧，而后访问欧洲各国。使团中的涩泽荣一与栗本锄云根据使团的游览访问经历,做出如下记述:“信步园内，其面积广大者,有巴蒂尼奥勒(LeSquaredesBatignolles)、巴黎比特绍蒙公园(ButtesChaumontPark)等数处，其中以巴蒂尼奥勒最为宏大，因有郊原、山林、池沼与亭台，车驰马驱皆无障碍。

故而上至帝后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多次出游至此，亭榭列布之处，仕女喧闹来往，恰似于东台墨堤游玩之客。”东台是东京东山宽永寺地方的台地，即后来的上野公园，而墨堤则是墨田川之堤，也是江户赏樱花的传统游观所。

通过此对比可以看出，东京并不缺少赏花观景的地方,但真正让使团众人觉得新奇的是，公园是一个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市民，各个阶层的所有人均可平等进入的公共场所。

与幕末时期的使节团相比，明治政府派遣的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使节团，对于各国城市公园观访的记录更为丰富，对于公园性质的描述也更加深刻明治6年(1873年)1月10日，岩仓具视使节团参观了比特绍蒙公园。

岩仓使节团的报告书《美欧回览实记》中，记录了使团的所见所闻:“大多来比特绍蒙公园游览的民众，日常生活于巴黎的工业街区，靠体力劳动为生，以马铃薯玉米果腹，衣垢蔽体，鞋履残旧，奔走于烟煤之中，从工厂主处取得微薄酬劳艰难维持生计。

每每到周日，在布洛涅园中，华丽马车轮轮相衔，园中夫妇相偕、爷娘相伴，步履逍遥。与比特绍蒙园中景象相似，而后者无其繁华，却留其欢乐爽快，实为难得。

东京市区改造时期城市公园规划的发展

日本江户时期的都市形态“城下町”是为了适配封建时期的身份制度与经济形式而渐渐形成的，但随着19世纪80年代产业革命的快发展，东京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都市形态逐渐成为了东京近代化道路上的掣肘。

江户时期留存的狭窄街道、密集的木质房屋、公园绿地的欠缺、上下水道设施的缺乏等问题，导致东京火灾频发、生产与生活空间狭小混乱、霍乱与鼠疫等传染病肆虐。种种乱象都与日本政府试图建立的近代化大都市的首都形象背道而驰。

为了从全局角度解决这些问题，以形成“东京市区商业经营、卫生、防火及交通等永久之便利”，明治政府决心对东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东京市区改造计划由此诞生。从规划立法的视角来看，东京市区改造时期开始于明治21年(1888年)《东京市区改造条例》的出台，一直持续至大正8年(1919年)取代上述条例的《都市计划法》颁布。

与太政官时期的公园制度不同，市区改造时期的城市公园开始被纳入东京统筹规划之中，与道路、河川、桥梁、铁道、市场、火葬场及墓地等方面共同组成了东京市区改造的主要内容。

东京市区改造时期最重要的公园思潮，无疑是公共卫生论:东京城市公园规划与建设洲，而《近代的主要目的或价值，是促进和改善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的思想起源于欧意义上的)“卫生”一词，则是由明治7年(1874年)时任文部省医务局长的长与专斋首次使用。

明治5年(1872年)3月，长与为了考察德国医师制度而访问柏林，并在此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以防治疾病与保护公众健康为目的的行政组织。该组织不仅负责预防传染病，而且注重救济贫民、街道清洁、公共娱乐场地建设、上下水道建设等问题。

将其视为“国家行政的重要机构”。为了将该机构引入日本，在医务局由文部省转入内务省之后，长与从《庄子》中选取“卫生”二字，可将内务省第七局改称为内务省卫生局。此后，关于公共卫生.的诸多理念逐渐进入日本。

1889年东京市区改造方案公布后，市区改造委员会并未解散，而是继续开展其工作。他们开始针对改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对原有的改造设计案进行修正，多数修正都是小范围内的局部微调。这一局面一直持续至日俄战争的爆发前夕。

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逐渐转向以战争开支为主，社会投资相关的财政支出逐渐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市民对产业革命的热情不断高涨、东京不断膨胀所带来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加快东京改造步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东京改造进程陷入了僵局。

首都的改造事业十分紧急，但资金却异常紧张为了缓解该矛盾，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对1889年的东京市区改造设计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对此市区改造委员会采取了如下的策略，以加速改造事业的完成:“照目前的情况，很难尽快完成市区改造事业应该改变原有设计，选择最重要的路线，其他的暂时取消，尽快完成改造。”

尽管在市区改造事业之初，芳川显正将其视为东京百年之大工程，但再宏伟的规划方案也不得不受限于财源与预算问题。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改造委员会只得让“规划去配合资金”，开始对原设计进行大幅删减。

明治34年(1901年)10月30日，改造委员会召开了第191回市区改造会议，批准了新的东京市区改造设计提案。该提案经过多轮修订后，于明治36年(1903年)3月31日以东京市第36号告示的形式公布。

在新设计中，除了铁路规划有明显进步外，大多规划内容均被删减。其中，道路规划从316条删减为88条运河规划从30条降为4条。公园也难以幸免，改造委员会在新设计的公园规划原案中，将旧设计的49所公园删减为18所公园，总工事费设为79万日元。

而后在修正案中又增加了4所公园(永川公园、四谷公园、市之谷公园、白山公园)，共计为22所公园，面积约为673200坪(222公顷)。

都市计划时期东京城市公园规划的完善

东京市区改造时期颁布的《东京市区改造条例》(1888年)原本是只适用于东京的地方性法律，然而随着日本国内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1910以后大、神户等城市的市议会有关市区改造方面的提案和调查不断，尽快颁布市区改造法律的呼声日益高涨。

因此，在《东京市区改造条例》出台的30年后，即大正7年(1918年)，政府宣布将上述条例比照适用于除东京以外的五大都市:大阪、京都、横滨、神户与名古屋。

尽管这可以称之为日本城市建设方面的一大进步，但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历经30年的《东京市区改造条例》也早已过时，为了满足现代都市发展需求，应该制定新的、全面的、具有普适性的都市计划法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正8年(1919年)4月《都市计划法》与《市街地建筑物法》应运而生。

这两部法律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日本都市计划法律法规的基本完备，也意味着都市计划时期的到来。关于“都市计划”与“市区改造”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无明显区别。

但将西方“cityplanning”的概念引入日本，创造使用了“都市计划”一词的内务省社会局局长池田宏则认为:明治时代的市区改造是根据大商人或企业家来制定城市政策，而都市计划则应该将普通市民视为城市的主人翁，以改善其生活状态为目标采取行动。

以池田宏为代表的社会政策派的观点与理念，与公园思想不谋而合，为这一时期公园规划理念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