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镇旅游景点攻略(大邱庄之游一个工人眼中的大邱庄)
沈芳蕤 • 2023-11-05 17:37:41 • 次
1.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事了,我去了趟大邱庄,自费。
动身前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摸了大半天大邱庄的大概位置,然后用笔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把九江与其连结起来,于十二月四日开始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的“长征”。
要说我当时在地图打上问号,不为别的,不仅是全中国人民都好奇,过多的因素是考虑自己到大邱庄后将会受到何种“礼遇”,有何种“感受”。
从南到北,跨江过河,一路挺顺利,只是到了大邱庄门口却吃了一肚子的“不是滋味”。由于进庄心切,在静海县莽撞地坐进一辆没牌照的小中巴,于是这一车子的人被“宰”了一张南方没见过的快一尺长的车票,耍猴似的被赶上赶下换了三辆没牌照的车,折腾三个多小时最后才稀里糊涂地甩在大邱庄“讲真求实”的牌坊下。
来时的心情,那种激动、崇敬已渐渐消失,面对这个神话般的村子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念是“禹作敏在哪里?”
2.在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接待站,我履行了简单的登记手续。翻翻登记表,象我这样身份的客人没有第二个,一个工人利用工休假自费来大邱庄,干什么?在登记表上,我只能堂而皇之写上参观学习,而我真实的目的是想写一篇有关大邱庄的文章。
住进迎宾馆,经理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带两个外村来的“打工媳妇”。老头一副挺悠闲的样子,但对人不热情,一直未见其笑容。在我住下两日后才鼓起勇气与他交流了几句。
“宾馆是你承包的吧。”
“公家的。”
“多少钱一个月?”
“两、三百块。”
“对这么多来大邱庄的人你怎么看。”
“没想过。”
我的条件只允许我选择十元床位的房间,标准是四人共用一个热水瓶,四人共用一个脸盆,四人共用一张茶几,无桌无椅。因迎宾馆座落在总公司大院内,在我“参观学习”的日子里,见到不少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人。那个一天要作七、八场甚至十多场报告的人说大邱庄每天要接待三、四千人,还不包括有些不打招呼的客人,按登记顺序已排到九三年四月份。
作报告的人二十岁左右,娃娃脸,面对众多陌生的面孔谈吐不乱,振振有词。
两个身穿黄色军大衣的年轻人站在院内招呼参观的人排队,从他们未脱农民本色的脸上,丝毫看不出热情好客的神情。东南西北来的人很多,有军队的,有大专院校的,有企业的等等。一下车都老老实实排好队,等待两年轻人的号令进场听报告。
一场报告不到一小时,作报告的就是“娃娃脸”一个人。
3. 来大邱庄前,报纸上运用了一大堆数据来充分说明大邱庄是“中国第一村”,来大邱庄后,听了这场报告,每个人心里都很激动,接待站出售禹作敏著的三本书(《总经理的报告》、《大邱庄崛起的秘密》、《大邱庄发展的道路》),大家都蜂拥抢着买。
没有什么图章能抬举我的身份,我在大邱庄的“感受”也是以自身最一般人的身份从最基层开始的。
大邱庄的工厂一家接一家,每家工厂门口都有穿制服的保安守卫。我以参观者的身份进厂均遭拒绝,只好冒充打工的了。
在大邱庄钢窗厂门口,我花了两根香烟和十分钟的口舌,与保安建立了走后门的关系,进了厂门。
这家工厂不大,四处静悄悄的,看到几处冒出的氧焊火花,给人有生产的动静。在厂长办公室,我很诚恳地说出来此打工的愿望,对方蹦出第一句就是“你有什么手艺?”我摇头,马上又不甘心,“能写写画画算手艺吗。”对方没反应,过会儿说,“你可以到楼上去试试。”
楼上是家合资企业,接待我的是位年轻姑娘,甩给我的名片头衔是办公室主任。
对我盛情招待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第一村的温暖,可渐渐的我坐不住了,她把我当成经理打电话邀来的客人。我不会骗人,好在她听完我的一番解释后,并没有厚此彼薄,告诉我她也是打工的,陕西人,中文毕业。我很想多坐些时间,不仅仅是因为进门之艰难,更重要的是想听听她谈大邱庄。
她谈的不多,说工作忙,工作之外的事知道的甚少,不过临走时,对我打工的“愿望”(借打工之名写点大邱庄的人和事),特意提醒了一句:“听说华大公司前段时间在招人。”
4.大邱庄工厂多,在大邱庄就业比较容易,凭三级证明(村乡县)和初中毕业证一般就可录用,有一技之长和熟人介绍更快。被录用的人凭厂方出据的暂住证就可到所属公司职工楼住宿,到职工食堂就餐。
朝北穿过香港街,来到万全公司职工楼,路上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说她不是大邱庄人,从东北来,一家人都来了,在王公庄租下房子,丈夫、儿子都在万全公司上班,问她还想在大邱庄长久住下来,“想啊!”她一脸笑容。
职工楼同样有门房,守卫很严,当我说明来意,想了解外来打工仔在大邱庄的工作、生活情况时,这位从安徽只身跑来的农村小伙子把我请进了门房。
“来多久了?”我问。
“三个月。”他说,接着问,“你做什么的,记者?”
我笑笑,没回答。
“在大邱庄工作还好吗?”
“还可以。”
“大邱庄对你们这些外来打工的怎样?”
“我觉得还行。”
“想长久干下去吗?”
“以后要回家的,这里不是自己的家。”
“每月工资多少?”
“三百多块。”
“一天上班多少时间?”
“一个白天。”
我提出上楼,想和多些人聊聊,他没有拒绝,只是说上楼不好,大家都在休息,你敲门不见得能敲醒房间里的人。整幢楼静悄悄的,偶尔一两个人下楼,被他邀进来都因没兴趣说不上几句就走了。和门房紧挨着的一楼住着打工群体的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很唐突地走进一间门开着的宿舍,和一位老太太说了半天没听懂她几句话,门卫说她是某专家的家属。
5. 我没有被动去接受那背公式似的报告,也没有完全把报告中的人物、事件、数据抛之不问,在我独来独往的同时,也会随同某某参观团在大邱庄人的带领下,走马观花。
有大邱庄人陪同的参观团一般都有“来头”,来大邱庄参观的人大多在总公司二楼会议厅听一场《大邱庄发展的道路》的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深刻的穷”和“深刻的富”,今昔对比。听完报告,逛香港街,这是参观团来大邱庄后满足好奇的继续,逛完香港街,没有别的了,打道回府,都是这样。
我曾很容易地成了北京某参观团的成员,随着大邱庄的导游,参观了学校、幼儿园、小洋楼,曾在一户人家门口摄下了一百多双鞋子的镜头,那些脱鞋的人出来后,象逛了皇宫似的,都说:“回去没法活了。”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接触了大邱庄的某些部门,这“接触”使我领教了一个人的身份之重要,我能拿出什么。
听人说,禹作敏住在九龙饭店里的一幢别墅叫九龙宫,一般人根本进不去。九龙饭店门口的保安很严,车辆、人员一类不许停留,想见禹作敏很难,连大邱庄人都难见到他,何况外人。
在大邱庄人的一家四合院,我与主人交流中曾问:“禹作敏有时会来你们家串门吗?”主人笑了,笑得很坦然,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现在不同了。”
6. 我没有忘记那位陕西姑娘的指点,来到华大公司。与万全、尧舜等公司比,华大公司五层的办公楼及外表装饰逊色许多。
我没问人,也没看牌子,一声不吭走进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半晌,才有人看见我,问我干什么?
“打工。”
没料想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笑了,一齐看着我,象看猩猩似的,有两位年轻姑娘边笑还边在交耳嘀咕。
“这里没工打。”一位中年人冷冷地说,并冲我挥挥手。
我挺尴尬的,忙退出,想再去别的房间,那中年人忙出来阻止我,并一直把我“送”出了华大公司的大院。几经了解我才知道,我到华大公司去的不是时候,这也许正是那位陕西姑姑的“好意”吧。华大公司亏损了,有两千多万,总经理李凤政高血压引发脑溢血死了,没多少天,四十几岁,挺有才的,是禹作敏的左膀右臂。
(经事后推算,我在大邱庄的时候正是“大邱庄事件”发生的日子,华大公司因总经理死后总公司查帐酿成会计被打死,谁也想不到大邱庄正红遍全中国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事。)
华大公司不景气,这是“中国第一村”给我的一大疑问。作报告的人没谈及大邱庄这一最大公司的现状,在大邱庄住平房及低收入者大多是华大公司的人。
7. 万全公司一幢女工宿舍楼,因此楼与职工食堂在一个院内,来来往往的人较多。
一间约十四平方米的房间有上、下八张床位,地上坑凹不平,积了不少洗衣服的肥皂水,有三位女工在打毛线,听我说明来意,很热情地招呼我坐。
“下班后,你们都干什么?”
“睡觉,打毛线,有时候结伴上香港街。”
“上班累吗?”
“开始时有的,日子长了习惯了。”
“听说你们这有上二十四小时班的。”
“我们几个就是,上二十四小时班,休息二十四小时。”
“你们是哪个工厂的。”
“轧钢总厂。”
“夜里有时间吃饭吗?”
“没有,饿了自己带东西吃。”
“到过大邱庄的人家做过客吗?”
“没有。”
“想过大邱庄是中国第一村吗?”
“没有。”
大邱庄的盐碱地使得它的水也是咸的,喝进嘴涩得很,许多南方来的人都有一时的水土不服,日子久了,这块土地,这里的工作,在他们出外淘金精神的支撑下,都慢慢地适应下来。
没等我再多坐些时间,一个老头闯了进来,连手势带比划不停地叫喊着,很激动的样子。老头挺脏的,满脸灰白的胡须,裹件油腻腻的黄大衣,不管我如何作揖,还是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赶了出来。
老头是门卫,大邱庄人,对我私自闯入(进来时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从他那起伏不停的胸脯不难看出里面有不少气愤的东西。老头态度很明朗,想了解打工仔的情况,找上面,想问大邱庄人吃的、住的、想的、干的,我一字不识,没什么好说的。
8. 轧钢总厂的前身是大邱庄著名的“母鸡工厂”------冷轧带钢厂,一九七八年大邱庄集资、贷款十五万元,买了几台破设备,开始了创业,是刘万明、刘万全两兄弟挑的头,当年就盈利十五万元,于是鸡生蛋,蛋生鸡。
现在,大邱庄在其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五大集团公司二百六十多家工厂。大邱庄办起了自己的工厂,有了自己劳动力需求市场,有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南起四川北至内蒙古,他们纷纷走进大邱庄。在大邱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是主要劳动力来源,他们自身条件决定了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为了有份挣钱的工作,他们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想过在大邱庄干多久或能干多久。
大邱庄的实际劳动力只有一千余人,仅占外来劳动力人数的十分之一,那种说大邱庄人不论老小好坏有用无用都当官,都有钱,这很难核实,但从外来打工仔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大邱庄人在工厂的优势,那种真正当家作主人的优势。
男、女工因工种不同,收入和生活费均有所不等,男工每月收入三百多元,每日生活费一元;女工每月收入二百多元,每日生活费七角。分配制度据打工仔介绍,一般是按月先发放生活费,然后年底一次性发工资(含已发生活费)。
我询问一位女工,是否知道或遇到诸如工伤、生病、辞退等劳务纠份的事没有,她连连摇头。
“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有钱,生病也一样。”
我还问过一些人,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们是怎样想的,有的人也说上几句,但大多数人都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没想过有这档子事。
大邱庄在粮食、住房、就学、医疗等方面对本庄人都实行免费制度,作报告的人说,大邱庄九二年实现三个十万,每户存款十万,每户上交国家十万,人均占有十万。
9.一些打工仔把我当成了朋友,他们要我住进职工楼,到职工食堂吃饭,我谢绝了。
我来自基层,我接触他们是因为我更能接受他们的现实,他们把我当朋友,同样也是接受了我,一个他们认为与他们不同的人,其中一个说,没有人来大邱庄接触打工仔,他们很荣幸有我这样一个朋友。
在大邱庄有些时间我是一个人在一边的,有时白天在总公司大院内,蹲在一处,瞧着一辆接一辆的车,满载参观的人来来去去;瞧着一个接一个的参观者排着队依次在总公司楼前两辆奔驰轿车中间留影。
一次几个北京人对一辆刚开走的车尾上驾着头鹰的轿车直愣神,后问我是辆什么车,我摇头。
“你不是大邱庄人?”其中一个问。
“不是。”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他们一个接一个问我,来大邱庄的人都好奇,“演员,记者,业务员,倒爷。”
我笑了,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是干什么的,只是说了句:“知道吗,禹作敏的车子四十年不要紧一下螺丝。”
同房间住着一位任丘的包工头,在大邱庄搞建筑有几年了,他挺关心我的“感受”,每天回来都问我:“有什么收获?”他说中国作协曾有位作家(名字忘了)来到大邱庄受到冷遇,在天津没人敢怠慢他,可大邱庄没人买他的帐,他气呼呼地走了,走时说了句:“一群穷文富翁。”
我问他在大邱庄做生意挣了不少钱吧,他头摇得厉害,直说:“大邱庄人的钱难挣。”
10.香港街我逛了多次,遇到大邱庄的集市却是幸运的事,因为和周围的村庄一起,这集市是五天一回轮流的。
赶集是农村传统的市场交易活动,在大邱庄与王公庄东西相邻的一条街道上,各个摊点一溜儿排开去,望不到头,各种货品琳琅满目,场面热闹,情景是香港街远不可相比的。都是消费场所,大邱庄集市的火爆使我不得不对香港街感慨几句。
从九龙饭店门口的九龙壁起,由南朝北,四百米的香港街,在其四面乡土气息的农村中,象颗璀璨明珠,光彩夺目。街口均有保安守卫,临街东西座向的商店装璜华丽,错落有致,吃、穿、用、玩,样样俱全。从逛完香港街的感受来看,街中店铺、商品,摆在大上海也毫不逊色,只是生意清淡,有的商店走进去,只有柜台里有人,除参观者短暂逗留外,逛街的大多数是附近农村人。农村人带着兴奋、好奇来到香港街,同时也带来了一种与香港街格格不入的不和谐氛围,拿大邱庄的集市来说,如果香港街是个漂亮的摆设,倒也给人们提供了满足新奇的欣赏作用,真正面对周围农村消费者,香港街和它的上帝还需要很长的适应过程。
可以说,在大邱庄,我的感受一直处于多种多样的对比反差中,如衣着考究的西装掩盖不了农民习性的庄民;别具一格的别墅楼群少不了鸡鸭猪羊“闲庭信步”。大邱庄名副其实不象个村子,就象大邱庄的街道上,跑着奔驰、奥迪、桑塔那,也跑着驴车、马车、拖拉机。那它象什么呢?好几个夜晚,我抽着烟,在总公司的大院内转着圈儿,想这事。
11.大邱庄还有许多平房,那种北方特色的四合院,作报告的人说在今后五年将完成挖平房建楼房的计划。在这些四合院里,住着一百多户大邱庄人,我走访了几家,虽比不上别墅里的级别(厂级干部),但旧的“三大件”还是有的。大邱庄有钱,但不是都有钱,从我看到的这些人家,他们只能算城市居民的中等水平。
我第二次走访学校碰巧是星期天,在四楼初四(二)班教室,遇到一位搞黑板报的学生。
这学生姓刘,和母亲一起从四川“嫁”到大邱庄,继父在华大公司工作,家住平房区,继父一年的收入有六千多元。我问他村里是不是实行了带工资上学,他摇头,说只有成绩好的得奖学金。那篇报告提到,大邱庄已拥有自己的小学、中学,并动工建高中、大学,对上了初中的学生实行工资制,每月二百元。
我找到校长室,想核实这事,等了半天,没人。
学生是纯真的,我陆续跟几个学生谈熟了,他们说,有不少人来学校问这问那,他们很兴奋,也很骄傲。走时,我问他们都有什么理想,这些初中生都是一句话:“现在好好读书,将来报答禹作敏。”
找书店,这是我每到一处都少不了的一件事,在大邱庄我找了几天,找遍了,只见到两个地摊,出售的书不是占卜打卦,就是粗胳膊大腿打打杀杀。
大邱庄在二十世纪末也将实现“四化”,农村城市化,农田科学化,农民知识化,农业工业化,大邱庄人的雄心是二十一世纪做“世界第一村”的老百姓。
离开大邱庄的头天夜里,我在两位研究生的房间坐了很久。一位是从内蒙古来,学化工的,拿五百元一个月,早出晚归,每天十二小时班使他对大邱庄并不很熟。另一个是天津市人,认为禹作敏是个“人物”,对社会上那些“真的?”“假的!”的舆论焦点嗤之以鼻。他说,大邱庄就是大邱庄,要用事实的眼光去看待它,否则就是荒唐。对我的“感受”及针对某些事实提出的观点,他不赞同,只打了个比喻,孔雀开屏是漂亮的,如果你老盯着它屁股看,就没有漂亮的道理了。
走的时候,车厢同样拥挤,与我挤在一块的是位广西宾阳县的农民,在火车上站了两天两夜,到了大邱庄却没呆上两小时,我问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急?
他憨厚地笑笑,说看到了又都看不懂。
在他那张从小学生作业本撕下的纸上,盖着村公所的公章,写着到大邱庄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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