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县大伾山（与乐山大佛齐名的伾山大佛）

在豫北山地平原之间，有一座小城，小城的东边有一座大伾山，在大伾山之上有一尊迄今1600余年历史的大石佛，这就是伾山大佛，也叫做浚县大佛。“南看乐山大佛，北看伾山大佛”。

浚县是鹤壁市市辖县，专程到这里旅行的人，十有八九是冲着这尊大石佛而来的。实际上，除了这尊大石佛之外，在县城两侧的大伾山和浮丘山上，也星罗棋布地布满了文物古迹。在县城的南部还有一座中国唯一的一处县属的国家级古城——浚县古城，古城外汩汩流淌的河水，曾经是古代大运河的一部分，如今属于卫河段；在古城的东边，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遗产点——黎阳仓遗址。一座小小的县城，竟然坐拥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和如此众多而出色的文保单位，这些使得浚县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座宝藏小城，更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图文史册。

自然，论体量，没有谁能比得过浚县大佛。也许是因为浚县过于低调不为人所知，使得人们误以为这尊大佛也不过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大佛罢了，为了吸引人们旅游，故意弄一些吸人眼球博人关注的噱头。然而在历史学界及相关学术研究中，这尊大佛却总是绕不开的重要一环，因为这尊大佛是中国开凿时间最早、北方最大的石佛。不要小看这些“之最”，正是因为这些“之最”，才叩开了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人物的鲜活历史，历史长河之中每一朵浪花的大门。

上图：浚县，古称黎阳

伾山大佛最早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混乱且黑暗的历史时期，是西晋亡国之后由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众政权，后赵便是其中一个，乃羯族人石勒所建立。石勒为何要开凿这尊大佛呢？

这里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其一，佛教为胡教，石勒为胡人，以胡人之教统率民众，可以建立合法统治秩序，笼络民心；

第二，古黄河流经大伾山东，河水泛滥经常会给两岸民众带来灾难，故而在大伾山之上凿刻大佛，有镇河之意，这一点其实和乐山大佛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上黄河古道曾流经浚县伾山之东，大石佛镇河安澜，俗称镇河将军。大石佛历史久远，佛像山体岩石已有风化剥落，雄伟庄严中透着远古神秘气息。只不过唐宋之后，随着黄河的改道，伾山大佛也因此失去了“镇河”之意。

上图：后赵(319-351)，为五胡十六国之一

无论是笼络民心，还是镇河祈福，没有比佛教更好的“手段”了。首先因为佛教有着广泛的信众；其次，以佛教来确认统治秩序，是代价最低、效果最显著的方法。更何况，建立后赵的羯族本身就是胡人。

其实，虽然佛教传入中原已经400余年，其在诸如美术、建筑、艺术、雕刻、绘画、思想等方方面面对中国文化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当时关于佛教乃胡教而不适用于中原的说法却大有市场，如十六国时期的著作郎王度就曾上奏石说：“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 意思是，佛不是中国本土的神，中原人不应该对佛进行祭祀和供奉。

不过这里面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就是随着佛教的兴盛和信佛人数的增多，朝廷的赋税势必因此而减少，威胁官府的统治，中国此后的几次灭佛，无不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佛教为“外国之教”只不过是一个好看点的说辞罢了。宗教可以被统治者所利用，当然也就可以被统治者所打压。

上图大伾山摩崖大佛及石刻文保碑，其包含众多子项目为全国之最。包括北魏石兽、千佛寺石窟、陇西尹公浮图、《大伾山铭》、龙洞、《准敕不停废记》碑、《康显侯诰》碑、《大伾山诗》、王铎摩崖题记。

其中北魏石兽现藏河南博物院；千佛寺石窟、陇西尹公浮图位于浚县碧霞宫内；龙洞和《康显侯诰》碑位于摩崖大佛北的丰泽庙内；《准敕不停废记》碑在天宁寺；《大伾山诗》位于大佛北侧石崖上；王铎摩崖题记位于大佛北约150米崖壁上。

那么，作为后赵统治的根据地，在大伾山开凿石窟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而且大伾山的石质细腻，结构紧致，是雕刻的上乘材料，历经千年风雨而不坍，岿然屹立，便是如此。另外，中国人又有一种“尚大为美”的观念，越是神圣的事物，就要越修得宏大。或许又加上帝王的支持，也为后来北魏时期“令如帝身”的弘法思想开创了可能，在之后，更高、更大的佛教造像方兴未艾，一直延续到唐代。

自唐朝“安史之乱”开始，中原大地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随着唐朝末年势力最大的朱温将唐昭宗掳到洛阳，并在洛阳建立后梁，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经过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割据混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减少，农业生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佛教因在唐初有功于太宗李世民，而武则天又声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所以佛教在唐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僧侣地位得到了不断提高。不少寺院都有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劳动力，甚至一些寺院对土地的兼并和侵吞超过了当时的大地主。寺院虽然拥有如此多的财产，却享有不向国家纳税和服兵役、劳役的特权。

到了后周时期，虽然历年的兵役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而此时的寺院仍然遍布中原地区。百姓们为了逃避兵役，纷纷剃度出家，而寺院又“私度僧尼”，好多僧尼还是“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之人，给封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统一了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做出了不起的贡献。他为了快速恢复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摧毁寺院，驱赶僧尼的灭佛运动。

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灭佛毁寺过程中，天宁寺不仅没有被摧毁，周世宗柴荣还下旨予以保留。为铭记这一荣光，天宁寺于周显德六年（959年）刻“准敕不停废记”碑立于天宁寺天王殿前。碑高1.95米，宽0.85米。该碑文记载了后周显德年间周世宗柴荣敕令天下废佛寺，寺僧还俗，相州节度与大伾山寺僧众具表请求保留大伾山寺获准的情况，及大石佛、大伾山寺的历史渊源。

后周在历史上历时很短，前后总共不到十年，而周世宗柴荣在位六年，留下的文物寥寥无几，所以，准敕不停废记碑就更为珍贵。

上2图：大佛整体拍摄

总的来说，这是一座气势非凡的大佛。其高度比龙门卢舍那大佛还要高出5.15米。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八丈大佛七丈楼，佛爷坐在坑里头。”一丈，就是3.3米多，八丈就是26.4米，如此高大的佛像竟然置身于25.9米的佛楼里？走进一看，才发现秘密——佛楼下部矮地平面2米多，因此“八丈大佛七丈楼”也就不奇怪了。

大石佛巍然坐于七丈高的大佛楼内，佛楼始建于北魏时期，后历代均有重修，现存的大佛楼复建于明正统十年，距今也近六百年。大伾山大佛阁极具研究价值，据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对四川乐山大佛的考证，乐山大佛也曾存在有佛阁，但是不知道毁于何时，而大伾山大佛阁的存在为古代佛阁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另外，关于大佛形象为弥勒佛也有一定的争论。在很多人看来，弥勒佛应该是那种笑意盈盈、坦胸露乳的布袋和尚的形象。殊不知，弥勒佛的形象转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肚子弥勒佛形象乃五代宋以后所流传的形象，而在此之前，弥勒佛形象并非如此，这应当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演变结果。

上图：大佛上半身局部特写

上图：大佛下部局部特写

从佛的形象以及技法上来看，大佛应该是在唐代经过修缮并做了较大改动，明清时期又经过一定程度的修复，因此后来关于大佛的始凿年代也产生过一定的纷争，主要有“北齐说”“北魏说”“唐代说”。但结合史料以及其他因素，又以“后赵说”最为确切可信。

当然如此规模巨大的大佛的雕刻，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也有专家推断，伾山大佛始凿于后赵，至前秦或遭破坏，北魏继续雕凿，唐时加工细部，元末毁于兵火，明时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绘。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尊各个朝代通力合作的作品。

上图：虔诚的香客

侧拍大佛楼

寺院内部及大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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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观这尊佛，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朴拙而大气，如此体量巨大的大佛，依山而凿又端坐在大楼之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似有道不尽说不完的意趣在里面。仅从美学价值来说，也堪称壮美，雕刻技法娴熟而自然，综合采用了平雕、圆雕、浮雕等技法，整体上依托山体而使得大佛有了雄浑之气势，优美之体态，灵动俊逸而又苍幽古朴，粗犷豪放而又细腻婉约，让人产生目眩之感。

当然，天宁寺内除了这尊大佛之外，还有多处价值连城的题诗、题刻、碑文等，尤其是山崖上王阳明的真迹题刻《大伾山诗》，可谓弥足珍贵。